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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沈的精神内涵

作者:戴承元    文章来源:三沈纪念馆    点击数:220    更新时间:2018/3/15  [ 关 闭 ]

 

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三人祖籍浙江吴兴,出生成长于陕西汉阴。从1913年起,他们先后来到北京大学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他们学识宏富,才华横溢,名著京师,时人以“三沈”并称之。嗣后,兄弟三人的人生历程虽各自不同,但他们始终未离文化、教育领域,或建功于教育行政,或建树于诗词、书法艺术,或精研汉字、倾心血于历史档案,成就斐然,影响深广,魅力恒久。在革故鼎新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他们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伟大事业之中,为我国的现代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沈”得名于旧北大时期,但将他们视作一门数杰的文化现象,则是近几年的事。2004年9月25日,汉阴县建成三沈纪念馆并召开第一届三沈学术研讨会,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先生认为“三沈”是“三曹”“三苏”“三袁”等历史佳话的续写,应将“三沈”放在中国文化史的大视野中进行研究。2007年9月10日国内第一座三沈塑像在安康学院落成并召开第二届三沈学术研讨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先生提诗祝贺,诗云:“安康远绍眉山盛,文脉涓涓赖久长。”许先生将安康的三沈与眉山的三苏相提并论,从而使三沈进入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门数杰的历史序列。
    三沈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我认为是:勤勉的学风;开阔的眼界;科学的精神;高尚的人品;爱国的情怀。

    一、勤勉的学风:三沈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巨子,不是他们天生聪明,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自幼勤奋苦读,终生学习不辍。尹默先生在《自述》中说:“我自小就没有记忆力,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背不过书,急得生了病,在家中修养了一个时期…”[1]可见尹默先生自小记忆力就不是太好,但他能始终坚持刻苦学习,勤勉上进,他为背不过书而急,他为学业不能精进而急,以至生了病,而且很严重,到了要在家中修养的程度,尹默先生于学习用心专一的程度于此可见。沈氏三兄弟少居陕南,无良师可以请益,又不能进官学修读,主要靠的是自学思考。尹默先生在北京大学教授的是汉魏六朝诗文,曾有人问他的老师是谁,尹默先生幽默地说自己的老师是曹雪芹,这是
    因为尹默先生在十四岁那年养病期间,一连读了几遍《红楼梦》,《红楼梦》这部诗情浓郁的小说启发了他的诗思,也成为他当时处世接物的指导。自学而能成为大家,他所付出的艰辛恐怕是今天的学子难以体会的。沈氏三兄弟幼承庭训,从小爱书习书,在书法艺术领域里均有造诣,特别是尹默先生,是书法界公认的大师。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尹默先生视力极差。一个高度近视的人要临池习书,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超越常人的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尹默先生一生临池不辍,即使到了重庆,战火纷飞的年代,尹默先生的书法已达到了当世第一的境地,先生仍然坚持不懈地习书,王静芝先生见尹默先生的那一幕让人难以忘怀:尹默先生稍胖,大夏天的重庆炎热无比,尹默先生在家脱光了上身,袒裼作书,大汗淋漓[2]。尹默先生的成就不是靠聪慧,而是靠用心专一,勤奋努力取得的。尹默先生迈入书法道路的第一步是走了弯路的,陈独秀直率的批评使他幡然猛醒[3],之后他竟花了几十年时间洗刷早年的习气,终于在继承中创新,自成高格。常人是老不学艺,而尹默先生则不然,六十岁以后才开始研习作慢词,七十岁开始读马列著作,可谓终身学习的典范。大先生士远,三先生兼士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三位沈先生初进北大设坛讲学不过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登坛的资格是少年苦读获取的,他们事业上的辉煌成就是用终身学习铸就的。
    三位沈先生的成就再一次印证了“勤奋出天才”,“业精于勤”这个古今恒理。今天的陕南学子更应从中获得启示,我们总报怨教学条件不好,三位沈先生当年在陕南的学习条件好吗?尹默先生在《自述》中说:“因早家僻居陕南,既无良师,可以请益,且以远处外省,又不能回故里应科举考试,以资摩练,入学校肄业,更不可能。”外在条件对一个人的成才是重要的,但主观因素更重要,勤奋努力,用心专一才是成才的关键。

     二、开阔的眼界。眼界长境界,境界开眼界,二者辅弼相生。王国维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喻作治学的第二境界,也就是这个意思。沈氏三兄弟生长于秦岭巴山之间,但可贵的是他们的视域未被秦岭巴山遮蔽,他们的心飞翔得很远很高。尹默先生、兼士先生在父亲去世,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去日本自费留学,感受时代风云际会,追赶世界潮流。兼士先生如果不去日本师从章太炎,他能在汉字研究领域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无法想象的。尹默先生一渡日本虽然只有九个月时间,但对他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尹默先生即向蔡校长提出了改革北大的三点建议: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要在北大章程上规定出教师组织评议会。这一点至关重要,所谓评议会,就是教授治校,即使校长突然辞去,学校也不会因此致乱;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学生出国留学[4]。蔡先生完全采纳了尹默先生的建议,从此北大校风焕然一新。这三点建议也成为今日中国高校治校的基本思路。尹默先生显然是总结了当时世界高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后提出的改革思路,这正得力于他东渡日本增长的识见。沈尹默先生是传统诗书世界里的文人,但他并不保守,善于融古发新,他是新诗的首倡者之一,他以他的新诗创作实践与胡适等“五.四”干将开启一代新文风。沈兼士先生虽师从章太炎先生致力于汉字学研究,但他无门派之囿,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融汇中西文化成果,具有通达而宽广的视野。兼士先生虽是国学大师,但他亦主张工业强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兼士先生多方奔走呼吁,于1946年成立了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兼士先生为学校制定了办学方针,还和学生一起守岁过年,寄托他的强国之梦。从这一行动中,我们亦能体会到兼士先生主文而兼重理工的超拔的见识。士远先生一生寄身于教苑与官场之间,为教授讲学则融通古今、博文强记,为官行政则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政论家,可见亦是一位通达之士。三沈的见识亦来自于他们的博学,士远先生讲《庄子》引经据典,贯通古今,一学期只讲了《天下》一篇,因此得名“沈天下”之雅号,兼士先生兼通文史哲三科,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从三皇五帝开始,一学期只讲到周公,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什么时候能讲完,兼士先生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5] 尹默先生以书法名世,他亦是诗词大家,金石字画鉴定专家、书法理论家。
    居于山而不囿于山,寄情于山而神飞山外,这应是三沈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三、科学的精神。沈氏三兄弟治学严谨,求真务实,具有科学的精神。士远先生亦官亦学,尹默先生一生的功业集中在诗书艺术方面,独兼士先生毕生致力于学术,因而科学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兼士先生的老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先生的弟子多以老师为荣,其中不乏津津夸耀者,然兼士先生从不借光于老师,敢于向老师质疑。他说:“努力以求真实,这是凡研究一切学问者所必须共具之唯一的精神。”“一切轻蔑古人和崇拜古人之主观的成见,是万万不可有的,有了,便是对于研究学问失却忠实的道德,不是忠实的研究,其所得结果,亦不过自欺欺人而已,决没有贡献于学问界的价值了。”如何求真?兼士先生指出了三种方法:曰独立,曰祛妄,曰实验。[6] 关于兼士先生的治学精神,他的弟子周祖谟先生有过精准论述,兹录于此:“沈兼士先生为学的根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是不专信书本,而重实证,其二是古今相参验,综合比较。其方术,则纵横兼顾。纵即探本溯源,横即取资现代。因此,他在史学上提倡考古,建立考古学,取古物以参证古史;同时又从事近代档案的整理工作,建立历史档案学,并提倡考察各地风俗,建立民俗学,以补证书籍之不备。在语言学上,他提出要探求语源,做语根的研究,建立语源学;同时又主张调查现代方言,建立方言学。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观点,新的精神,旧有的学术在原来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新的活力,开始出现新的进展。”[7]兼士先生去世已六十余年,他的学术观点,治学思想至今仍嘉惠学林,正有赖于他的科学精神,这对当今学界的浮躁之弊是具有警示作用的。


    四、高尚的人品。三沈具有历久弥香的魅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高尚的人品,士远先生性格豪爽耿直,有燕赵之侠气,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权,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他和李大钊等北大教授带领学生向北洋政府请愿,被打得头破血流。1920年1月他及时通报情况,才使陈独秀逃脱军阀逮捕,南下建党。1927年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也是因为士远先生冒险保护才逃脱逮捕,化名去日本的。尹默先生性情温和,凡事有主见,他大度能容,在北大期间,新派旧派人士都能和他相处共事。入北大之前,陈独秀曾不留情地批评过他的书法,但他不记前嫌,反而非常感谢陈独秀的批评,入北大后向蔡元培校长力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有人说他暗中组织了“五·四”运动,他不欺世,不贪功,著文申明自己不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他是书法大师,但他秉承家风,对求字者有求必应,对求教者有教无类,悉心指教,晚年作《自述》低调谦逊。兼士先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良师,他关心学生,爱护学生,鼓励学生,深得学生敬仰。他处于乱离的时代,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人格。1929年5月,鲁迅从沪来京探亲,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感叹“正人君子”们的衣钵“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而“未改其面者,殆惟(马)幼渔,兼士而已。”[8] 在抗日战争期间,兼士先生宁可挨饿也不给日本做事的民族气节,正是他高尚人格风范的显现。
    恃才可立说,但未必能传世;德才辉映,言必昭昭,如此,则能化育恒久。这是三沈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五、爱国的情怀。古人讲:“修身齐家”的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当今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总传的人生八字真言:“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亦将爱国列为人生之首要。三沈秉承中国仁人志士爱国的传统,立志报国。1840年后中国国势衰微,列强侵凌,河山垂泪,沈氏三兄弟忧心愤慨。士远先生青年时期即接受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立志振兴祖国。尹默先生关心国事,渴望建功立业,他早期诗云:“海上烟云意未平,春风不放十分睛。会须一洗筝琶耳,来听江湖澎湃声”。(《即时偶占二首》之二,见《秋明集》)“壮士梦田猎,射虎南山头,朝来泪盈握,功实不相侔。宝剑为我友,黄金为我仇,骏足轻万里,羁绊将何求?”(《杂感八首》之六,见《秋明集》)尹默先生、兼士先生东渡日本,不单是为了精进学业,和当时鲁迅等进步青年一样,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图强之术。兼士先生在日本即加入了同盟会,我们称兼士先生为国士,兼士先生的学生王静芝则称兼士先生为豪杰,[9]王先生称兼士先生为豪杰主要着眼的是兼士先生刚毅的个性,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忠于祖国的赤诚。1922年清废帝溥仪欲将一套《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人,兼士先生得知后,立即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在全国强大舆论的压力下,盗售国宝事件才得以阻止。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所谓“中亚探险队”欲往我国的新疆、甘肃等地掠取文物,兼士先生立即致函外交部呼吁停发其护照,又致函沿途各省阻止,才迫使斯文赫定亲赴北京拜访沈兼士先生,承诺以不侵犯中国主权,采集文物保存在中国为前提,组织中瑞联合考察团前往考察。这对西北文物的考古与保护起了重要影响。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后,北京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仍让沈兼士主持故宫文献馆工作,兼士先生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斩钉截铁地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他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号召,组织沦陷区文教界人士参加抗日活动,与辅仁大学的英千里先生一起秘密组织“炎社”(后改为“华北文教协会”)开展地下抗日斗争,为此他上了日伪在平津逮捕人的黑名单,不得已他才于1942年12月26日潜出北京,经洛阳转西安到重庆,1943年兼士先生开始留须明志,放言沦陷区不光复,自己不剃须。1945年抗战胜利,沈兼士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接收平津敌伪文化教育机构,他以复仇雪耻的心情努力工作,为振兴祖国而奔走呼号,终于积劳成疾,1947年8月2日与世长辞。1949年新中国成立,士远先生、尹默先生并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留在大陆,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木本根,水宗源,爱国是最重要的人文情怀。沈氏三兄弟从旧中国一路走来,历经磨难,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终生不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激励后学的榜样。
    三沈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并光大这笔精神遗产是我们研究三沈的目的。挖掘三沈精神,激励当代中国人砺志奋发、建功立业、报效祖国、振兴中华,便是三沈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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